本篇文章通过作者自己在职场上交流与调查,帮助你了解互联网大厂离职的员工去做了什么?为什么离职?当然希望读者们能在阅读中能有所启发。

上个星期我在深圳,有两个重要收获:第一是实地调研了传说中的“三和大神”(尽管只是浮光掠影),第二是与几位互联网大厂离职(或正在打算离职)的朋友深入交谈。后者其实是我过去几个月一直在做的调研的一部分:在当前的宏观和职场环境下,从互联网大厂离职的人,究竟去做什么了?促使他们离职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想什么?

通过日常微信聊天,我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信息;与朋友线下见面时也会经常聊到这些话题。上次去深圳,我获得了相当宝贵的信息,算是能够支撑一次有意义的调研了。当然,这个调研仍然是小范围的,涉及人数仅有几十人(真正离职了的仅有十几人)。由于样本数量有限,不可能使用统计学方法,只能以案例分析为主。不过,我很幸运拥有一个优势:这些朋友都比较信任我,乐意讲述自己心底的故事和想法(前提是保证其个人隐私安全)。所以我听到了很多鲜活的故事、真实的想法,这些有可能是外界尚未认识到、或者忽视了的。

我决定将迄今了解到的情况,整理撰写出来。我非常欢迎有类似经历或想法的人,以各种方式与我分享他们的故事——这是一次长期的、持续的调研,只要互联网大厂离职潮还在持续,就有必要继续下去;也非常希望能发挥“抛砖引玉”的作用,见证对这个主题的更多更有价值的研究的诞生。

一、从大厂离职的原因

打工人离职的原因无非两种:被迫的,以及主动的。直接被裁掉,当然是被迫;被转岗降薪、予以羞辱性待遇,直至不堪重负主动走人,其实也是被迫。2023年以来,互联网大厂降本增效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人有了心理准备。不止一个大厂员工告诉我,他或她“将在一个季度内被裁掉”,因为各个部门和团队的裁员名额几乎是公开的,很多人知道自己躲不脱,温顺地等待着最后的结局(以及N+1)。

然而,仍然有许多人选择主动离职。越是年轻的人似乎越倾向于主动离职——至少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是如此。90后和95后员工更加重视尊严和工作氛围,也更愿意在没有下家的情况下“裸辞”。下面是我亲耳听到的一些“裸辞”原因:

  • 公司对请病假的员工要扣除当天全部工资,而且直系领导毫无同情心。
  • 直系领导频繁对员工进行PUA,例如“好好想想你们对不对得起公司付的工资”。
  • 所在团队要求毫无意义的加班,哪怕无事可做也要在办公室坐到深夜11点。
  • 对分管本部门的大老板(公司高管)失去信心,认为公司烂透了,只是尸居余气而已。
  • 对公司食堂、健身场所或办公场所整体条件不满,认为损害了自身健康。

上述一些理由,对于80后或更老的员工而言形同天方夜谭;老板就更无法理解了。80后员工极少因为任何原因裸辞,不仅仅是因为观念不同,也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自己的年龄难以找到新工作,“裸辞不起”。考虑到现在大厂基层员工中的95后(乃至00后)比例越来越高,职场PUA作为一种控制员工的手段正在迅速失效。站在打工人整体的角度,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不过老板和HR的看法肯定恰恰相反。

二、内卷的无意义持续

从2021年开始,部分大厂的部分部门先后提出了“降低加班频率”乃至“反内卷”的口号。但是据我了解,这些口号仅仅是故作姿态而已。在我调研的对象当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大厂内卷在过去两年有所松动,也没有人期待未来会有实质性松动。很多人因为对内卷彻底失望而选择了离开互联网行业。

具体而言,互联网行业的内卷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为了博取财富和地位的内卷,可以称为“上升型内卷”第二种是为了保住饭碗的内卷,可以称为“自保型内卷”。在中国互联网的黄金时代,大批打工人自愿加入第一种内卷,憧憬着升职、加薪和股票增值,其中的佼佼者甚至可以一跃进入财务自由行列。按照我的一位熟识多年的老朋友的话:“大家天天加班到凌晨,你要相信劳动人民总能创造奇迹。”(此对话发生于2018年底。)人类最强有力的驱动力永远来自内心,不是来自贪婪,就是来自恐惧;在互联网和资本市场整体不振的情况下,贪婪已经不足以驱动打工人前进,现在恐惧成为了主要驱动力。

我的绝大部分在大厂工作的朋友,都提到了“恐惧型”或“表演型”加班:因为恐惧丢掉饭碗,被迫向上级表演努力工作。由此导致了一个悖论——活儿其实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待遇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加班反而更剧烈了。有些比较人性化的团队领导,在上级领导的压力之下,也不得不要求员工延长在岗时间,甚至开发出了“轮流加班”的演技:每天都至少有一个人在岗呆到半夜,以应对上级不定期的检查。

上级领导乃至大老板又是怎么看的?是真心认为加班提升了生产率,还是将其当做一种“服从性测试”工具,又或是仅仅拿来当做裁员的借口?这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哪怕对他们进行调研,他们也不会说真话。在此我想指出另一个视角:中国互联网大厂的成长速度过快,来不及形成良好的、现代化的管理制度。准确地说,整个中国的民营企业界在管理制度上都还比较落后。在遇到结构性问题的时候,它们无法以科学的方式解决问题,只有求助于简单粗暴的服从性机制。就像那些教学水平一般的中学,为了提高升学率,只有不分青红皂白地抓考勤、抓内务,虽然效果极差,但那是它们唯一的选择。

三、大厂离职员工的去向

在传统上,互联网大厂、金融机构以及外企,都是高学历年轻人扎堆的高收入行业;现在三者都在经历裁员降薪。过去几波互联网招聘下行周期当中,离职员工的选择其实不少,这一波则大不一样了!当一个人刚刚离开大厂,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他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轻松一下”,例如去旅游或回家躺平一阵子;超过一个月之后,就必须严肃考虑今后的生计问题了。即使是那些在大厂工作期间颇有积蓄、暂时不愁生计的人,也不能承担长期脱离职场导致与行业脱节的风险。就我的观察,他们最主流的选择有如下几种:

  • 留在互联网行业的人仍然是最多的,如果回不了大厂,就去中小厂或创业公司。很多人会“蛰伏”小厂,伺机回到大厂。
  • 离职后考公考编的比例不低,这一点令我有些吃惊;不过上岸之后立即感到后悔的也不在少数。
  • “回老家”当然也可以择,但它不是真正的选择;“回老家”之后,要么考公考编,要么寻找本地企业下家。
  • “数字游民”也是一种颇为流行、而且越来越流行的选择。对于这个选项,让我们留待下一节详细探讨。

先说第一条。大部分大厂离职员工,除非彻底厌倦了互联网行业,否则首选还是留在这个行业。那些致力于“反内卷”“反PUA”的年轻员工,也更倾向于在互联网行业找一家没那么卷的公司;因为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其他行业的内卷和PUA可能更严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互联网行业非常大,总归有稍微好一点的公司和团队,前提是必须耐心寻找。有些从大厂离职超过半年以上的人,不一定是找不到下家,而是难以找到符合要求的下家。

在外界看来,AI创业公司应该能提供不少新岗位——但那只是假象。国内大部分AI创业公司还很缺钱,它们拿到的投资很多是以算力方式提供的,而且它们的主营业务盈利遥遥无期,从上到下都不太敢花钱。坦白说,当前中国的AI创业热潮,远远比不上多年前的移动互联网创业热潮,吸纳投资和就业的能力均不可同日而语。在我了解的范围内,大厂员工离职去做出海的认,都比去做AI的人更多。如果你是基础研发人才,则另当别论;现在整个国内科技圈子最容易找工作的可能就是AI基础研发人才(但这些人的比例相当低)。

再说第二条。大厂离职考公考编的人数其实不少,按照一位深圳的朋友的说法,“南山书房里每天坐着的可能有一半是大厂离职复习考公的”(肯定略有夸张)。一线城市的公务员待遇很好,但是很难考,而且要求本地户口;因此大部分考公考编的人都会先回到老家,这样还可以利用在当地的社会关系。考虑到他们本来的聪明才智,若愿意再努力内卷一次,考上的概率其实不小(视具体岗位而定);考上之后立即感到后悔的比例也不小。

有朋友向我介绍了一个生动案例(不是他本人):考公一次上岸,位于某省会城市,但是收入降低到了在大厂的四分之一,关键是工作仍然很累。在小红书、B站和知乎上,人们总是畅想上岸之后就能“躺平拿工资”,乃至明目张胆的摆烂;可是大部分公务员岗位不能这样,少数能这样的岗位则非常难进。至于考公群众畅想的所谓“社会地位”“仕途”,对于绝大部分普通公务员而言更是痴人说梦。这种巨大的落差,很可能阻止了更多大厂员工投入考公。当然还有一个原因:超过35岁才离职的人已经无法选择考公,而30岁以下的人又总想再看一看更多机会;真正严肃选择考公的人,其年龄段非常狭窄。

不止一个目前还就职于大厂的朋友对我说,一旦自己离职了,就选择回老家“躺平”,完全依托过去的积蓄和家庭关系为生,在本地找清闲的工作或小生意做。可是在现实中,我尚未看到任何真正离职了的人做出这样的选择。这可能是因为物质条件不允许,也可能是因为观念;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可惜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

四、“数字游民”的理想与现实

我确实接触到了不少从大厂离职做“数字游民”的人。数字游民最早的聚集地是大理(其实现在也是),其次是长三角周边的安吉,以及珠三角周边的惠州。广义的数字游民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有所谓“正规单位工作”,但是上级允许其远程完成工作的人;第二种是自雇者或自由职业者。绝大部分数字游民是第二种,尤其是在大家摘下口罩之后,允许长期远程办公的“正规单位”越来越少,想维持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往往只能自雇。

大理之所以成为数字游民的中心,不仅因为它风景秀丽、基础设施不错,还因为它形成了数字游民的社区和文化氛围。很多大厂离职员工会选择去大理进行“身心灵修炼”,试图修复高强度工作带来的创伤,找回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由于大理的生活成本较低,即使没有收入来源的人也可以居住相当长的时间,但那就不属于“数字游民”了。真正当上了数字游民的人,有些会长期居住在大理,有些则将此视为一个中转站;很难判断二者的比例孰高孰低。

数字游民的赚钱手段看似很多,可是其中最主流的无非三种:

  • 做博主(自媒体),有些也可以从这条路走向创业。
  • 接外包订单,尤其适合程序员等技术工种。
  • 做投资或金融交易。

大厂离职员工最经常试水的平台是小红书——“离职博主”甚至成为了小红书的一个热门赛道。当然,离职员工可以做各种赛道的博主,视自己的资源禀赋而定。除了小红书,很多人会同时选择抖音;选择微信生态(公众号+视频号+微信群)的也有一些。上述选择很容易理解:小红书的社区调性和用户画像非常符合前大厂员工的人设,近年来也具备了一定的变现能力;抖音拥有最大最全面的流量基础,而且商单变现门槛极低;微信视频号则是现在唯一还在爆发式增长的内容平台,而且在私域运营方面具备天然优势。

然而,绝大多数博主会遇到“僧多粥少”的问题:做博主的人越来越多,来自广告主的预算盘子却没有增加(甚至有减少);至于知识付费的盘子就更小了,其适用面十分狭窄。我认识的做博主比较成功的人,不论作为主业还是副业,基本都在2022年以前就开始了,其中许多在2020年以前就开始了。2024年才姗姗来迟做博主的人,要花费十倍、百倍于当初的努力,才能积累最基本的粉丝盘;至于变现则遥遥无期。因此,对于新近离职、缺乏自媒体积累的大厂员工而言,做博主很难成为一个合理选项。

接外包订单相对容易很多,因为不需要你自带流量,只需具备技术实力和经验即可。这些人同样面临着需求下降的困境,因为外包需求是跟着宏观环境走的;因为我不懂技术,对这个问题没有具体的发言权。至于投资或金融交易,最近两年通过炒美股或炒虚拟资产赚钱的人不少。如果你的本钱足够,并且具备投资境外资产的稳定渠道,确实可以以此为经济基础(能持续多久很难说)。请注意,在任何情况下,炒A股都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幸运的是,互联网大厂主要在美股和港股上市,其员工普遍具备宽阔的国际视野,极少有人把宝押在A股上。

可以看到:把上面三种手段加起来,能够容纳的数字游民数量仍然很少。移动互联网流量井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十五年前的微博、十年前的斗鱼/虎牙、六年前的抖音、四年前的小红书/B站和两年前的微信视频号,对新人博主都非常友好,很容易拿到大批流量并建立用户心智——那都是过去的好时光了!外包订单的丰满程度最终取决于软件开发等“泛信息科技需求”的强度,就算这个需求没有根本性下滑,其上升的空间也不大。至于投资,在本质上是“看天吃饭”,没有任何严肃的中产阶级家庭会将其视为主要收入来源——除非已经有很多本钱了。

五、互联网大厂的“去精英化”

如果你看过十几年、二十年前,互联网行业高速成长初期的创始团队和业务骨干团队的照片(这种照片非常好找),就会发现:他们毫无“精英范”可言,从神态、穿着到工作环境,浸透着一股“土鳖”的气息。哪怕是在初代互联网大厂普遍已经上市、薪酬待遇不低的情况下,互联网仍然无法与金融、管理咨询等“精英行业”比较所谓“逼格”。确实有人因此错过了几十亿,我就认识不止一位放弃加入早期互联网公司机会的朋友,他们无奈地解释说,当时选择放弃不是因为薪酬原因,而是因为“这个行业看起来太low逼”。

然而,最近十几年互联网行业的持续发展,使得行业的“精英化”色彩越来越浓厚,按照俗话说就是“有逼格”了。不止一家游戏大厂的朋友对我抱怨说,上层招人越来越“投行化”,看到求职者的简历,“恍然分不清他是在应聘高盛银行家岗位还是游戏策划岗位”。一家规模更大的互联网巨头的朋友则表示,自家确实招聘了很多来自高盛、大摩、麦肯锡、BCG的精英(来自其他单位的就更多了),他们一边适应这个行业,一边也在改变这个行业的文化。网上流传的许多互联网大厂“黑话”“不讲人话”,大部分实际来自这些“精英化的互联网员工”而非“原生互联网员工”。

互联网行业的“精英化”不仅体现在战略、投资、财务等中后台岗位,也体现在部分前台岗位,尤其是商分(商业分析)。例如,美团这种“商分驱动型”公司从券商招聘了大批商分,去年年底我还有熟识的朋友差点去了(最后并未成行)。至于腾讯、阿里、字节跳动等大厂也不遑多让,在其所有业务团队都能发现具备投行、投资或咨询背景的商分。哪怕是校招进来的人,也不乏出身商学院、在校期间踩着进投行或者MBB的节奏、精英光环满满的毕业生。他们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则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似乎到了潮流逆转的时候。按照一位自认为随时会被裁掉的大厂商分(具备投行、咨询背景)的说法,“我司没那么多钱了,养不起我这么贵的商分了”。上文描述的那位差点去了美团的朋友,最终没去的原因是薪酬远远低于预期——至于早年从券商跳槽过去的、薪酬较高的人有没有降薪,不得而知。附带说一句,这位朋友最后选择了跳槽去一家规模较小的券商,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

在这种形势下,互联网行业的“精英背景”人才比例不一定会下降,因为精英也没有太好的机会了,加入互联网大厂仍是一种颇具吸引力的选择。但是,互联网大厂工作环境的“精英化”必将被踩刹车。上面那位朋友说的很好,“没那么多钱了”,而“精英化”要以大笔闲钱做基础。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我们或许也将看到“大厂黑话”的退潮,乃至“土鳖气息”的回潮。不过无论如何,互联网行业不可能回到多年以前的那个“low逼状态”了,因为它已经实在太大、太重要了。

六、一些简短的对比

上文提到过:互联网大厂、金融机构(主要指券商/投行和基金)、高端外企,是高学历的中产阶级白领最密集的三类单位,也是最有可能实现“打工致富”梦想的地方。但是它们彼此存在显著区别——金融机构和高端外企是两个相对封闭的圈子,雇佣的白领体量有限,而且自身业务进化速度比较缓慢;互联网大厂则呈现出极强的开放性、剧烈的变动性,白领员工规模也要高出一个数量级。虽然当代中国还谈不上什么Old Money和New Money的区别,但是或许可以得出一个不太严谨的结论:金融机构和高端外企更像Old Money,互联网大厂更像New Money。

因此,同样是在行业增长减缓、裁员降薪的大背景下,互联网大厂员工(无论是否已经离职)表现出的积极主动性、求新求变的意志,明显更强一些。这种“求新求变”,不等于“内卷”——很多大厂离职员工都是反内卷的先锋;它更像是一种“我到底想活出什么人生”的探索姿态。所谓内卷,本质上是放弃了自我设定人生道路的权力,在他人设定的赛道上永无休止地奔跑;互联网大厂员工曾经是内卷最厉害的一拨人,现在其中一部分也成为了最先最彻底放弃内卷的人。

虽然大厂员工经常自嘲“有厂味儿”,“陷入了大厂的虚荣陷阱”,但是他们的心态还是远比金融业或外企从业者更加开放务实。换句话说,他们沉浸于“职业逼格”的程度远远较浅,对于未来的态度远远更加灵活。从其中绝大多数人身上看不到自怨自艾的气息,更没有无能狂怒(哪怕刚刚失业或很有可能失业);即便是那些自称要“躺平”的人,身上往往也充满生机活力。这可能只是我的调研范围偏差,但这种生机活力让我看到了希望——不管在职还是离职,互联网从业者总体上与“死气沉沉”四个字不搭边,总能产生新的想法、尝试新的活法。

这就是我喜欢研究互联网行业的原因,也是我至今仍然建议年轻人加入互联网行业的原因(我自己也是年轻人,不论从心态还是生理年龄讲,都是如此)。

 

作者 :怪盗团团长裴培

来源公众号:互联网怪盗团 (ID:1092882)

本文由@互联网怪盗团 原创发布于运营派,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题图来自 Unsplash,基于 CC0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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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上美好的东西不多,牛起来要人命的你就是其一!
不要厉害的这么随意,不然我会觉得我又行了
这就很离谱了,老天爷追着喂饭的主儿~
我要是有这才华,我走路都得横着走!
对你的作品崇拜!
反手就是一个推荐,能量满满!
感谢分享
  1. 关注作者很久了,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想到了很多点子其实真的是可以运用在日常工作中

  2. 我刚进职场的时候,按照领导安排的任务完成,持续几个月后发现和同行差距很大,这个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是青蛙效应的那只青蛙,把青蛙丢进油锅,青蛙是会跳出来的,而把青蛙放温水,青蛙是会被煮,所以我开始给自己寻求工作外的目标,尝试跳出舒适区,最终自己得到了积累。

  3. 作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让人感同身受

  4. 写得很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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